口诛笔伐评文坛“天下”--傅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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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12/20 10:40:50 浏览人数：

 

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傅汝新对当下主流大众现实文学的关切

来源：百姓才艺网  发布时间：2014-12-20 10:50  责任编辑：崔琬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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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汝新，男，1958年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祖籍山东省平度市。1981年毕业于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曾经任教于鞍山市第一高级职业中学。1983年调《鞍钢日报》社，当了九年记者和编辑；1992年调鞍山市政协创办《鞍山政协报》，并任副总编辑；1985年调鞍山市委宣传部任文艺处处长；1998年调鞍山市文联任副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在任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艺术广角》杂志社主编。二十几年来始终关注着文坛的潮起潮落，并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到的文学观念先后在《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鸭绿江》、《辽宁日报》、《当代诗歌》等报刊杂志发表理论、评论文章百余篇，并结集出版了《跌入低谷与走出困境的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守望“后新时期”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两本文艺评论集，在辽宁省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2001年，文学评论《咱们工人谁来写》由《文艺报》头版头题刊发，在全国文坛引起反响，并获“第二届辽宁文学奖评论奖”，鞍山市“五个一工程奖”。除了文学评论之外，他还创作出版了散文集《无法告别》和描述“中国球迷皇帝”罗西长征的长篇纪实散文《黑太阳》，并改编成了16集电视连续剧，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建基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拍摄完成。1999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风尘或关于三个女人故事的小说写作始末》。

    万马齐喑沉闷已久的文化圈儿近期掀起一阵热闹的波澜。然而，人们的精神头儿似乎还没有从围绕“赵本山现象”所引起的学者与明星之间的“角斗”中冷静下来。专家和学者们的注目率还在老赵被文艺高端层面的“被冷落”“被遗忘”的尴尬中徘徊观望。而就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沉寂的深沉思考状的情态下，鞍山的一位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的挺身而出不能不让我们有一种“万人都醉我独醒”的惊异和刮目，他就是傅汝新,其实早在本世纪初他就已经很关注了。

    2014年11月17日和11月24日傅汝新分别前后两次在《鞍山日报》发表文章，以“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为题，对当下中国文学乃至文艺现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读来令记者有一种大旱现云霓，颇能解渴的快感。因为，我们已经很稀罕这种直戳时弊、痛快淋漓的文学艺术的批评了。

    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当下，我们的文学艺术怎么了？那充斥眼球的万花筒样的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炫彩沸腾的疯狂的娱乐着我们的同胞，难道这不是文艺繁荣发达的景象麽？面对记者的问话，傅汝新那架中度近视眼镜的额头上的皱纹更加凝重肃穆了。他说：“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大众狂欢的时代。借助网络与影视通俗文学悄然崛起。这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抚慰了人们空洞了的情感与心灵，似在情理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大众的通俗文学和知识阶层的纯文学，这不是高下与好坏的差异，但思想内容却有着高下与好坏的区别。世俗化与娱乐化本来就是通俗文学的本质，无可厚非。但近些年来，通俗文学迅速向低俗化嬗变，暴力、滥情、性爱，以及商界的尔虞我诈与官场的权利角逐成为叙事的主要内与精神向度，而打着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戏仿颠覆“红色经典”与伪历史叙事也成为文学与影视合谋的一股思潮，理想价值虚无、道德伦理失范无序，精神性贫乏，思想能力丧失，不要说英雄与崇高,连起码的人文理想亦丧失殆尽。在文学中我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感受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更遑论中国社会重大改革转型期既波澜壮阔又严酷悲壮的现实生活。文学成为取悦大众的工具、商家赚钱的手段。这当然不是全部，也不是简单的否定，我只是想强调这种思潮与现象，上述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习总书记的讲话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击中了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弊端和要害，从而，让相当一部分作家、艺术家坐卧不安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同时，我也想到了民间艺术，他当然是一种通俗文艺，但通俗不等于低俗。其实通俗文艺的低俗化多年前就遭到有识之士与批评家的批评与抵制，但在强大的市场与资本力量面前，这种声音显得极其微弱与无力，也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与警觉。

    这些罪过在市场吗？记者疑惑地问。“当然不是。”傅汝新说。“市场只是文学艺术运行的一种机制规则与方式。把什么作品推向市场是作家艺术家思想道德与观念所决定的。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文化？就是要逐渐摆脱人类原始本能的粗野的非自律的自然属性，提升人类与社会的精神品质。因此文艺作品的属性当是审美的、教育的动能，以满足人们情感与精神的需求。文艺批评除了学术性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众多的文艺作品与现象中披沙拣金，为人民大众筛选出优秀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

欲望化的叙事是当下文学走向低俗化的又一个罪魁祸首。对此傅汝新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他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通俗文艺的悄然勃兴，并向世俗化、娱乐化突变，文学开始失重，不仅各种形式和方法的探索式微，其批判精神与表现时代生活的广度和力度也丧失殆尽，更不要说像新时期之初那样直接参与改革的运动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了。尽管可以对新时期文学说三道四，但有一点，为新时期文学做出了贡献的作家们都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写作伦理，十余种文学思潮表达的是他们对社会人生、国家、民族，对文学自身的纯粹的不懈探索与追求。而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已成为很奢侈很稀罕的现象。纯文学已经在世俗化的大众文化的势不可挡的洪流中被边缘化了。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不再成为作家、艺术家关注的对象，他们被洪水般的世俗化文艺甚至低俗化文艺所笼罩和裹挟着，成为“傻乐主义”的的牺牲品。说中国作家艺术家在资本面前妥协，甚至投降，并且迷失了创作的方向并非言过其实。

学者刘小锋把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前者实际让国家民族历史的目的比个人更重要。后者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对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作家不能写自己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事实上，对每个作家而言这是他最重要的写作资源。许多作家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他们的‘自叙传’。重要的是，作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独特生活与经历或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融入到时代之中，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人民的伦理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重要区别。

2001年9月15日《文艺报》头版头题超规格发表了我的《咱们工人谁来写？》一文。据说这篇文章最初安排在二版头题，时任常务副主编、文学批评家贺少俊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于是特意将稿子提到了一版。在这篇文章里我是满怀激情的呼吁作家关注工人生活和工人阶级的命运。这种激情显然来自生活本身。那时候文学界还没有底层叙事这个提法。   

2003年10月19日我和批评家张陵策划了《文艺报》与鞍山市政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提出让工业题材文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一起振兴的口号。我不是一个题材论者，对题材的强调，显然来自当时的社会语境与我对现实的观察与体验。具体地说，1990年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转型对工业大省的辽宁产生巨大冲击，重工业基地、国有大中型企业密集，产业工人集中，数量巨大，大量工人下岗，他们的生活极其艰难，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创痛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抚平的。从中央提出国企三年脱困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期间的艰难困苦和惊心动魄也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这是中国的经济命脉，解决不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恐怕要付之东流。而我们的工人从大局出发，服从改革的需要，从按部就班衣食无忧的国企岗位悄无声息的下岗，自谋职业，自寻生路，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工人阶级大众的群体？这麽重要的的生活就是没有作家去写，这就不是遗憾一词所能搪塞敷衍得了的。尤其是我们辽宁的作家也是无动于衷，仍沉浸在个人化的甚至私人化的文学语境之中。此时，傅汝新的眼镜片上浮现出一层初冬的霜雾。

    我当然理解1990年代后作家们在对英雄崇高宏大叙事进行消解的时候所采取的世俗化叙事策略，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世俗生活的乐趣把人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扬弃了假大空和伪崇高，作家们试图以更丰富的文学性去还原现实人的生存状态。然而，这样的文学理想只是昙花一现，随着新写实小说的淡出，影视剧、出版业及大众传媒在对文学青睐的同时也开始了强力的挤压，在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抚慰下，作家们乖乖的成了文化市场的俘虏与奴隶。当陈染的私人化写作还被认为是另类的时候，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更加隐秘的情欲描写，随后的卫慧、棉棉还有九丹则干脆进行肢体写作了。1990年代末，现代都市言情作品成为作家们趋之若鹜的首选题材，这当然有现实生活的深厚背景，但究其背后，却是作家们与出版者彼此的利益驱动。

    我一下子想到了作家徐坤。傅汝新说。1990年代曾经写出《白话》《先锋》《游行》等受到我国文学界关注的小说的这位学者作家，200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他的内容提要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由于不能忍受一个人生活的孤独和死一般的寂寞，他们偶尔会互相睡来睡去，一段时间内同居、做爱，聊以解闷儿，但同时又通过ＡＡ制等看似时髦的方式把责权利分得清清楚楚，把自己保护包裹的严严实实，谁都不再把真心呈现给对方，怕自己再度受到伤害。2004年《十月》长篇小说增刊又发表了她的长篇小说《爱你两周半》，我担心概括的不准，所以再抄录其内容简介：年轻漂亮的电台女主持人于珊珊与京城地产大鳄顾跃进偷情贪欢，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庭院深锁，已然陷入困境。精明能干的大学女教授梁丽茹与情人出走，激情倘佯在云南的大山大水之间，突然之间无从回返，经过反反复复地纠缠与挣扎，亲情、爱情、友情，在一个非常时期都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考验。非典在小说里只是背景或一个筐，他要装的是一个老板与年轻女主持人的性爱故事；一个大学女教授与情人偷情的故事。2003年曾以清新淳朴让人感伤怀旧的的长篇小说《白豆》一下子让人刮目相看的董立功，在随后的几部中长篇里不但重复着《白豆》里面的基本故事及其结构和人物关系设置，更重要的是，他沉湎于性爱描写而无法自拔。在那块他所营造的下野地，妇女显然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对象。女作家海男2004年在《作家》杂志长篇小说秋季号上发表的最新长篇小说的署名，干脆就叫《情妇》，作品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我以我的经验，我以我的热忱，我以我的命名方式，我以我的虚弱，我以我的词语结构，我以我的忠实，我以我的肉体，我以我的衣装，我以我的辩护词正在陷入一大堆问题当中去。这段话的最后特意强调（作者自述）。如果说陈染和林白尚属于先锋性探索的话，那么卫慧、棉棉、和九丹就早已逸出了这个范畴，开始向低俗文学大踏步迈进。海男本来是以先锋的姿态大胆的触及两性关系的描写的，但后来的倾向则完全不同了。最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徐坤，她既是作家又是一个学者，他早期的文学理想与后期的几部长篇小说所弥散出的市场奴隶的味道让其判若两人。董立功的长篇小说《白豆》发表后，在批评家张陵的‘指示’下，我最早在《文艺报》发表了评论；然而之后不久，那片清新淳朴下野地里所演绎的不再是淳朴怀旧的爱情故事。

    对于上述现象，傅汝新觉得虽然可怕，却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觉得尤其可怕的是

大众的自觉认同感。人们非但不觉得差异和愤慨，反而认为这很正常，而且还很享受。尤其是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与理论批评家，没有进性有效地批评与抵制，却采取犬儒主义的策略，这无疑助长了文学低俗化思潮的泛滥。

    犬儒主义的特征是妥协和认同。傅汝新说。在存在就是必然的前提下寻求生命的延续和现世的狂欢。之所以如此，傅汝新认为多少受到了西方批评界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批评家用十几年的时间将这些西方批评理论的方法通通操练了一番。批评家陈小明对此也深表忧虑。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却没有我们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就是面对前述文学艺术乱象仍然无动于衷集体失声。充斥文坛的是那些几乎千篇一律吹捧的文章。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也有，那就是棒杀与酷评，甚至人身攻击也在所不辞。这样的文学环境与生态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我非但不信还深表忧虑。

看得出傅汝新的这种忧虑来自中华民族精神的能否真正的自强、自立。他认为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军事、外交等等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和文明的竞争。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果永远处于这种颓废甚至堕落的犬儒主义状态，迟早要丧失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百姓才艺网  禚玉忠（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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